汉族是由原本居住在中原地区、以农业生产为主要经济生活的一些民族和部落融合而成的人类共同体。当时，这些民族和部落并未有统一的正式名称，现今通常被称为华夏族。

华夏族主要聚居在黄河流域的中下游地区，分布着众多居住区，彼此之间相对分散。在西周和春秋时期，华夏贵族建立的奴隶制国家，除了周王室，还包括分封于各地的众多诸侯国。

这些国家普遍拥有较为先进的生产力和较为发达的文化，且多数已处于从奴隶制向封建制过渡的历史阶段。在华夏族各国及其周边，散居着其他各族。相较于华夏族，这些族群的经济文化水平略显落后。

当时，各族在经济、文化、政治、军事等方面展开了频繁的交往和紧密的联系，或进行激烈的斗争，逐步走向融合。春秋时期，各族在物质经济生活中的密切互动、相互促进和共同发展，成为这一时期各族融合的主要标志。在此期间，蛮、夷、戎、狄等各族的社会经济均在不同程度上获得发展。同时，各族间活跃的相互关系，必然对各族的经济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

华夏族对其他各族的影响方面：(1) 开拓了新的经济区域。晋惠公时期，将姜戎迁徙至晋国的“南鄙之田”；齐悼公时期，“迁莱于郧”。这种迁徙的直接结果是新区域的开发和利用。(2) 互通有无，共同进步。齐桓公时期，“通齐国渔盐于莱”；晋悼公时期，魏绛“和戎”的目的之一在于利用戎狄“贵货易土，土可贾”的特点。这种互通有无的举措，必然推动了各族经济的协同发展。(3) 促进各族生产者的杂居融合。例如，晋景公赏赐荀林父“狄臣千室”，并“献狄俘于周”；楚昭王灭蛮氏戎，“诱其遗民而尽俘以归”。显然，这些“狄俘”、“戎俘”中的大部分人将被纳入生产领域，与华夏族人民共同生活和劳作，形成相似的境遇和命运。

戎、狄、蛮、夷等族对华夏族的影响：(1) 对齐、晋、秦、楚等国的开发贡献卓著。姜戎首领驹支曾言：“晋惠公赐予大德，……赠我南鄙之田，狐狸栖息，豺狼嚎叫之地。我等戎族披荆斩棘，驱逐狐狸豺狼，成为先君忠诚不渝之臣，至今未改。”戎族人民历经近百年对晋国“南鄙之田”的开发，其功绩不可抹灭。齐与东夷、秦与西戎、楚与荆蛮，情形皆然。(2) 各少数族地区的部分农作物传入中原。周惠王十五年（公元前662年），齐败山戎，献“戎菽”于鲁。管仲亦云：齐桓公“北伐山戎，推广冬葱与戎菽于天下”。虽中原早有菽类，但齐桓公北伐后，戎菽得以广泛传播，“布之天下”，确凿无疑。(3) 骑射之术亦传入中原。旧说中原善骑始于赵武灵王，实则因各族长期密切交往，春秋后期骑战已为中原各国所用。《左传》载“左师展将以公乘马而归”，战国初年著名军事家吴起亦言“千乘万骑，兼之徒步”。可见至迟在春秋晚期，中原国家已车、骑并用。骑兵的兴起，必然推动畜牧业及相关手工业的发展。

各族在经济融合的基础上，文化层面亦逐步走向融合。当时，华夏先进文化的辐射范围持续扩大，其他各族文化也不断为华夏族文化注入新的活力。周灵王十三年（公元前559年），晋国范宣子与姜戎驹支发生争执，驹支以《青蝇》赋诗而退。他引用《诗经·小雅》中的《青蝇》章来表达心志，充分展现了其深厚的华夏文化素养。周襄王十四年（公元前638年），周大夫辛有前往伊川，目睹有人披发祭于野外，感叹：“不及百年，此其戎乎！其礼先亡矣。”伊川虽属周地，但当地民众已采纳戎族的风俗。

另一方面，华夏族与其他各族互通婚姻，加速了各族血统的融合。晋国在这方面尤为突出，频繁与其他各族联姻。例如，晋献公“娶二女于戎，大戎狐姬生重耳，小戎生夷吾”。后来，晋献公征伐骊戎，骊戎女骊姬归晋，生下奚齐，其姊则生卓子。像晋文公重耳这样的历史风云人物，实为异族联姻的混血后裔。同时，晋国也将女子嫁予戎狄，如晋景公的姐姐即为“潞子婴儿之夫人”。自献公至景公，历时约七十年，期间晋与戎、狄互通婚姻，嫁娶不断，其他华夏族国家亦与各族建立了类似的婚姻纽带。这种跨族婚姻，有效促进了各族在血统上的深度融合。

春秋时期，各族在文化上的紧密联系与深度融合，实质上是各族在经济和政治领域相互联结与融合的深刻体现和升华。这一现象清晰地表明，该时期各族间的融合已臻于相当成熟的阶段，为汉民族的形成奠定了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基础。